从非常建筑到普通建筑 | 张永和

张永和，中国建筑师，建筑教育家，非常建筑工作室主持建筑师；美国注册建筑师；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建筑系硕士；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负责人、教授；2002年美国哈佛大学设计研究院丹下健三教授教席；2005年9月就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建筑系主任。

在中国社会快速的都市化过程和巨大的建筑规模给全世界和中国本土建筑师带来巨大的诱惑和机会的同时，张永和却不是以建筑的数量和规模赢得注目的。如果说，90年代还是建筑师个人对于建筑本体进行探索的时期，进入MIT的美国学院教育体系之后，张永和关注得更多的是建筑和城市的关系，建筑在不可避免的都市化过程中的承担。成立15年的非常建筑工作室，开始介入上海郊区的小城市规划建设，而SOHO中国在北京前门的项目也更多的涉及了城市的历史文脉如何在新建筑中体现和继承的关系。当标志性、炫耀性的纪念碑式的建筑在中国城市以大跃进的方式此起彼伏时，在此次威尼斯双年展上，张永和提出由“应对”产生“现实的普通建筑”。

“谈判”与“批判”

记者：这次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的题目是“普通建筑”。

张永和：对，我们做那个部分叫“应对”。

记者：1993年你主持的“非常建筑”成立，十年之后，你出版两本书——《平常建筑》和《非常建筑》。今年你参与策展的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中国馆的主题是“普通建筑”。在这15年的过程当中，从 “非常”、“平常”到“普通”，你对建筑的定语一直在变化，这个变化的过程是否反映了你看待建筑与环境的关系的变化，或者说是看到建筑本身内涵的变化？

张永和：这个变化其实也有也没有。可以分两个部分来看，其中一部分尽管提法变了，但是内容并没有变。取名“非常建筑”的时候，是我们刚开始在国内做。我已经觉得当时国内的建筑很怪异了，比起今天来其实是小巫见大巫。我想这么怪的建筑是主流建筑，那我们做的不怪的就是 “非常建筑”了。15年以后，这个现象发展到极致了，现在是主流越来越怪，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观点是没有变的。但是什么变了呢?当时我关注的还是建筑本身的问题;而我今天特别关注建筑和社会的关系。今年的威尼斯建筑双年展 “普通建筑”展中，我策展的部分——“应对”说的就是这一点。今天看来，建筑怪不怪异，其实是一个形式的问题，我有我的看法，但这个已经不是我关心的话题了，这是一个真正的改变。你要让我说那些房子，我仍然觉得特别怪异，但是我觉得它们已经很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建筑与都市人的生活到底是怎么去发生关系的。现在很多建筑师、业主、政府官员、开发商等等更出于种种原因，尽管说的都是人本，但是设计出来的建筑和城市恰恰都不再思考人到底是怎么生活的。很多人对我们这个行业有特别大的误解，举个最典型的例子，经常有人说，你是建筑师，你来给我看看这个房子好不好看。我只能从个人角度来发表意见，但是建筑师做的不是这个工作，我们做的是怎么让人在房子里生活环境好一点，工作环境好一点，当然也包括心理的、审美的方面。但是，建筑师和媒体把建筑仅仅作为一个文化问题大谈特谈的时候，我觉得要小心了。

记者：你在阐释“应对”展时说过“协调是一种周旋的艺术”。你提到“周旋”的时候，“周旋”的周边关系是什么?回到“应对”的这个题目，在现在的现实环境中，建筑要应对的对象是什么？

张永和：做一个建筑师首先要面对几个人群，在中国，第一个就是开发商，直接面对使用者的情况很少。然后有一个看不见的、最终端的使用者，就是买房子的，虽然跟建筑师并不直接面对，但是要想着“他”。然后要有政府的批准，有各式各样的专业人员，从合作的建筑师到工程师，还有其他技术人员，比如能源专家、平面设计师等;然后还有施工单位。在这个合作过程中，建筑师没有多大权力，全都是谈判。这是建筑师要面对的人群。

其他还有规范、技术、造价包括城市规划的问题。要“周旋”就得去和业主谈判，和周边的关系周旋好了，这个项目就能做出来，周旋失败了，就会兵败如山倒。

前几年我都要到报纸的房地产版里面去找建筑。其实房地产和建筑的关系是平行的，没有房地产的时候也盖了好多房子。社会制度再怎么变，房子照盖。房地产和建筑两者之间根本没有必然关系。建筑和房地产发生联系是此时此刻这个时代的特点。严格地说，建筑根本不是为房地产服务的，而是为了住房的人考虑，它是通过与房地产的合作来达到这个目的。但是从经济上来看不是这样的，这种关系让建筑的智慧达不到独立性。

记者：你刚才说到“谈判”，你也说过建筑对生活还有一个批判的角度，不一定完全是理论的批判，在商业实践的过程中也应该有一个批判的角度。你在工作的过程中又要谈判又要批判，不会分裂吗？

张永和：不分裂。批判这个概念是从马克思主义里来的，不是文革那儿来的。说到批判，以前咱们中国熟悉的版本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最后就有一个暴力革命。批判是前提，批判完了就去革命，把批判的对象给消灭了，那就是文革。批判之后，就要有一个行动。但是二战结束，到50年代有了新马克思主义。人们开始怀疑暴力革命，因为成功的例子很少。新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推翻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了，而是参与其中。怎么能又参与资本主义又当马克思主义者呢？这里有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在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能本来就存在着这个可能，这就是批判。建筑师和知识分子的功能可以说是偶合。艺术家画画的时候可能会想市场上需要什么，但也可以不想。可是建筑师不是这样，没有人找我盖房子，我一个都盖不了，要做建筑师首先要进入市场。如果你对建筑领域比较严肃，唯一的选择就是批判地参与。说到谈判，还有一个就是妥协。记得贝聿铭儿子和我说：他父亲认为“真正的艺术就是妥协的艺术”。这句话用在建筑上特别合适，但是这句话要有一个前提——你要有原则，才有妥协，没有原则就根本谈不上妥协，压根没有底线可坚持何来妥协?我通过谈判，在设计、在技术上做工作，把对城市、对建筑的想法和实践往前推进了。只要没有放弃底线，这个工作就成立了。

记者：贝聿铭本人也说过建筑和政治的关系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也谈到建筑师的策略，这个策略不仅仅是技术上的，也包括和现实社会、和政治的关系的策略。但是中国的情况比西方世界可能更复杂，也许中国建筑师在面临与妥协对象的关系时是不是更难办一些？

张永和：不是这样的，中国有自己的特殊性。在西方社会，政府、商人等权力机构与建筑师之间的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然后中间还有协调的草根机构等等。建筑师的意见除了跟政府和商人发生关系之外，还需要和社区、草根机构发生关系。在中国就相对简单，给政府做事就是对政府，给商人做事就是对商人，本质上做的工作没有两样。我认为商人不是我们的对立面。但如果掌握了经济、政治的权力的商人和政府官员认为建筑师对于城市的思考对他们来说不重要，那工作就比较难推进。如果没有一个机制来平衡这些权力，那就是体制的问题。

过去25年，中国的城市发展都是以发展经济为第一、绝对的目标，所以城市的可居性非常差，这在新的城市是很普遍的。而且现在还是建高能耗城市。于是形成大量不方便、不舒适、污染严重的高能耗城市。就像北京，如果当年早发展了地铁，可能对北京的破坏比如拓宽街道之类的事情会少做一点。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城市的可居住性。